任长志:小城的重申

2021-11-16 21:41:10

明代有仪

铜梁,在重庆的西边。对于它,人们更多地知道铜梁龙,那一带擅长的民间技艺是舞龙。而舞龙总是离不开贫穷,当地人也觉得穷。除了舞龙。

但是考古队的勘探,让铜梁人有了底气,他们提到了明代。

那是铜梁的盛事。

古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现实有追念怅然,宝马争驰于御路。而这些“游”与“驰”都少不了阵仗,架势,虚设。

这既是礼制,也是风俗。

雄兵万千、激荡沙场,雕车竞驻、节物风流,绮罗飘香、隆重登场,不论是战前鼓舞,还是盛事逡巡,此姿态必不可少。大到家国存亡,小到百姓的生老病死,婚丧娶嫁,都需要隆重而庄严的仪式。

繁文缛节中透出的礼仪之统,亦是对生命的敬重。仪式感的存在,固然是虚,但正是这份虚势,才能让实际内容有更深厚的承载。

仪式之重,具象成物,可在仪仗俑等诸俑中观睹究竟。

中国仪仗俑最为出名的当然是陕西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那是按照真人大小来设计的,是皇帝的陵寝护卫。迄今为止发现了4个坑,仅一号坑就有8000多个陶制的兵马俑。

不过在重庆铜梁,也出土了形态各异的地方明代仪仗俑等,相映成趣。

在现已出土的铜梁明代石俑里,以张文锦沈氏夫妇合葬墓出土的石俑最为称奇,如今是国家一级文物,也是铜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号称“小兵马俑”。其秩序整齐,威风浩荡,不过在形制上是微缩,个头最高的没有超过30厘米。

这“小兵马俑”的出现,不得不提张佳胤。

张佳胤是张文锦夫妇的儿子,先后在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任职,官至太子少保、兵部尚书,是著名的“嘉靖五子”之一,明代中期的一品大员。张文锦去世时,张佳胤虽只是六品官职,墓葬石俑却马虎不得,其完整成套,前面有鸣锣俑、击鼓俑、吹奏俑开道,中间是四人抬轿俑,共计22件仪仗俑,以及马两匹、伞盖、书桌、交椅各一件。

张佳胤的母亲比较长寿,在世之时,张佳胤又屡获战功,官阶高升。其母亲去世时,张佳胤的权力已然煊赫超过了父亲,官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为正三品,沈氏也被封为太恭人,享受四品待遇,所以张母的墓葬行仪规格胜过了张父,一共有57件仪仗俑。队伍前面有鸣锣、击鼓、吹奏乐队十二人,中间是八人大轿,加上两个扶轿的,共十人。轿子前后有两顶圆形伞,轿子前有两排文官,后面有三排武将,穿的是钢铁不坏之盔甲,手上拿着各种刀枪等兵器,器宇轩昂。

尤其称绝的是,沈氏墓中的八人肩舆俑,是在一块整石上雕琢完成的。其整石长41厘米,宽25厘米,高16厘米。古代雕刻者在此完整石头上,根据情景细节,雕出八名轿夫,两名侍女,以及他们抬附着的一乘大轿,其间的镂空剔透之感,让空间与人物栩栩如生,其工艺之难,也让人叹为观止。其中一名轿夫弯腰扯掉落的鞋子一景,更让人忍俊不禁。这么“不严肃”的细节,被反映在官宦人家的仪仗画面中,可谓开明,也可谓真正懂得了艺术之美。在铜梁这爿巴蜀小乡里,民间的智慧与审美毫不逊色于庙堂。

其实,铜梁亦是明代墓葬发掘集大成之地。

从1973年至2012年间,铜梁县共整理了60多座明墓,发掘出仪仗俑500余件。这些石刻俑除了反映官宦出行的排场之外,还反映当时官宦人家的生活。有的明墓中的石刻就有供桌、粮仓、书案、石椅、石床、车马、官轿、箱柜等生活用品,不仅轿夫、仆人、武士的穿着和神态如神,连反映官宦人家酒桌之上的美味佳肴的石刻,都十分精美,可谓活灵活现。

当年曾大量参与铜梁明代墓葬考古发掘的工作人员刘华钢,现在已调至铜梁区博物馆。每天逡巡这些石俑,或给友人讲解这些石俑来路,仿佛梦游到明朝,华冠丽服,坊间趣乐,身临其境。

全前溪墓出土的明代仪仗俑,官威井然,不输阵势。墓主全寅,是明代嘉靖时期的铜梁商人,经商有道,富甲一方。同时又乐善好施,曾捐资修建全德桥、文庙等,被时人称为“义士”。这些石俑于1999年铜梁区城市改建修筑道路时被发掘。有鸣锣俑、击鼓俑、吹奏俑、四人抬轿俑、侍从俑以及书案等。置于最后的案台以及座椅,玲珑逼真,座椅上无人,但墓主人的亡灵似乎就在其上。全寅一生为商贾之列,少暇观书,但对文化的眷恋和崇敬,透露其明器之间。书案旁有一婢女手持圆盒,毕恭毕敬,这红袖添香之意,符合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审美意趣。从墓主人生前捐资文庙之实,再观其葬身随品,读书少大概对他来说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来世的偿还和心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或可隐约有现。

值得一提的是,在铜梁明代石刻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四人女性抬轿俑。她们的出现撕开了明代日常生活的一角。

四人女性抬轿俑表情欢快,每个人的眼睛都笑成了月牙儿,虽然抬轿的动作不一,洋溢着女性的甜美和烂漫。在古时候,男性轿夫很普遍,女性轿夫却很少,女性以“三寸金莲”为美。但“三寸金莲”显然是承受不了体力活的,这些明代石墓中出土的女性轿夫俑,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铜梁较为开化的民风民俗。

不过,翻阅史籍,女性轿夫也是应时而需的社会工种。唐宋时,若家中无男丁,这家人便被称为是女户,这女户要是贵为王侯将相级别,出行就得坐轿代步。男女授受不亲,伺候她们的轿夫则统一由女性担当。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取福州女轿户”到南京服役。当时,闽南一带,民风纯正,礼法不拘,所以女子并不强行裹足,闽南妇女以轿夫为职业的不在少数。

明代,女轿夫主要供宫廷大驾、婚礼、选妃以及亲王、公主婚配时使用。洪武皇帝以后,女轿夫就不多见于正史之中了。只在一些皇子公主婚礼中,仍有专职负责抬凤轿的女轿夫偶尔出现。京城北迁后,宫中肩舆大多开始使用内宦,而宫外轿夫则应差达官,只有男性服务。因此宫廷女轿户逐渐成为夕阳产业,沦为宫廷礼仪中的一项配套差役。

奇怪的是,明代中后期,女轿户在民间反而更为多见起来,开始出现在大户人家的后宅闺园中,为遵守礼法的豪族内眷服务。

“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观铜梁明代石俑,恍如置身一部《梦华录》,虽为身后之事所雕造,何尝不是现实地方文化的复刻与翻版?

水下有春

刻舟求剑,虽然是一个带有否定意义的中国成语,但纵观人类历史,这样做的人,很可能是科学家,或者科学的奠基人。

知道用刻舟的方式,说明他具有数学思维,更呈现了其严谨之态。换个角度看,他其实是想在大江大海中找到一个坐标,能够考虑坐标这种方式,我们就不应该嘲笑他。至少他推动了文明的进程。比如怎样在大江大海中找坐标,有时可能是海水里的石脊、崖壁,有时可能是船。虽然石头和木舟的材质不同,但是他们确实有共性,即使并不是完全稳定的。舟会随波逐流。石头会被江水淹没,时隐时现。

但远古时期的科学家发现,有些石头的出现是有规律的,于是便在石头上画了一条线,这条线,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这就是水文线。

公元前三千年,埃及人就开始了水文观测。一块记录尼罗河水位的石碑碎片(公元前3500年~3000年)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世界性水文观测记录,现藏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巴勒姆博物馆。在今天埃及的菲莱、艾德芙等地的神庙,还遗留有古代的水位测量标尺。它被称为“尼罗河水尺”。

其实,除了埃及,巴比伦、中国等文明古国都是世界上较早进行水文观测的国家。世界上目前唯一的一座水下碑林博物馆就建在重庆涪陵小城,即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它是因白鹤梁水下碑林而建造,这是一块长约1600米,宽16米的天然巨型石梁,仅在春冬枯水时露出水面,石梁中间雕刻有一双石鱼,人们发现每次当水平面正好在鱼眼睛时,第二年便会是丰收之年。双鱼兆丰年一说越传越奇。

这鱼如此神奇,以至于中国历来文人骚客,不吝华美想象,赋予其神妙之功。宋代乐史所著的《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中,载“开宝四年……江心有石鱼见……部民相传丰稔之兆。”宋代王象之所著的《舆地纪胜》卷一七四写有:“在涪陵县下江心,有双鱼刻石上,每一鱼三十六鳞,一衔蓂草,一衔莲花,有石秤、石斗在旁,三五年或十年方一出,出必丰年,唐大顺元年镌古今诗甚多。刘忠顺有诗,见在石上。”

明代的《明一统志》《蜀中名胜记》,清代的《全蜀金石志》《重修涪州志》《八琼室金石补正》等,对白鹤梁石鱼都有不同程度的记录。

中国素有刻石之风,从秦汉之时便初见其形,此后历朝历代盛行不衰。隋唐以后,尤其是宋代,随着文人文化的兴起,事无巨细地在石头上刻字成为潮流。在白鹤梁上,历史名人朱昂、刘甲、黄寿、王世祯等题刻均有出现,而名气最大的,当属一代诗人、词人、书法家黄庭坚。

黄庭坚被贬官至黔州(今重庆彭水),期间也曾到涪陵,也在白鹤梁上留下了墨宝。“元符庚辰涪翁来”,这一墨迹至今被传为“谜一样的作品”。黄庭坚自称为涪翁,可见对涪陵是有深深的感情,没把自己当外人,不过黄庭坚在写“来”字时,写成了上下两部分——不去。写这句话时,他的贬官之途已然结束,要离开重庆,在白鹤梁上吹着江风,怅望长江,百感交集。这究竟是来,还是不去,黄庭坚的真实想法淹没在时空长河中,后人多种解释,无非是给白鹤梁又增加了一段佳话。

揭开浪漫的面纱,这其实是一双科学世界里的鱼。

白鹤梁题刻在重庆涪陵区城北的长江江心,石梁上刻有自唐代广德元年(763年)至1963年间,长江涪陵段1200余年间的枯水水文。

其实,在长江三峡库区目前留存的水文石刻近200处。其中洪水石刻174处,枯水石刻6处。如此丰富的数量,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特别是其中的枯水石刻,体现了先民在江水水位观测方法上的多样性。

在长江三峡的水文石刻群中,白鹤梁题刻最为璀璨,在它现存的165段枯水题刻中,涉及水位观察的有108段。为长江航道运输以及现代水利工程的修建提供了参考,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白鹤梁也因此被称为“长江古代水文资料的宝库”,中国千年“水文站”。

白鹤梁上唐人所见的石鱼,是古代涪陵人用来观测长江枯水水位的独特标尺。每当江水枯落,石鱼出水后,人们便通过观察鱼眼与水位线之间的距离来判断江水的枯落程度。

这种水文观测方法与现代水文站所使用的“水尺零点”(最枯水位的水位起点)的原理相同。石鱼最早的雕刻年代应该不晚于唐代广德元年,本有两尾,现在仅存一尾,以及其上的“石鱼”二字,“盖因岁久剥落,形质模糊,几不可问”。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涪州牧萧星拱在其上重刻双鲤,并题有《重镌双鱼记》。

因为修建三峡大坝之故,白鹤梁长久地淹没在江水中。即便如此,科考人员还是把白鹤梁的精华部分保存了下来,在其上修建了一个博物馆。

水下世界是幽暗昏冥的,即便是被保护在舱房中,参观者要经过长长的电梯,去到水下展馆部分,距离水平面150余米。经过清理的江水浸泡着白鹤梁,好像躺在羊水中的胎儿。透过机舱般的玻璃窗孔,人们借助灯光,或隐约或清楚地看到历代题刻、衔着蓂草的石鱼。幽绿泛黄的水世界,是遥远的人间,那里曾歌舞升平,嬉笑欢颜。“神仙福慧,山水因缘” “观石鱼之兆丰,拂涪翁之遗迹”……甚至元代蒙古人也在此留下一句“阿弥图太萨塔”,意译为“生命的意义在于荣誉”,这是川江枯水题刻群中唯一的古代少数民族文字题刻。

不锈钢制作的灯管在水下努力照亮过去的痕迹,不过,要想把所有题刻看清楚是不太可能了,参观窗口旁是题刻的投影,帮助参观者辨认水中碑林的字迹。在水下环形参观廊道,其实非常安全,但常识告诉我们,铜梁铁壁外均是浩瀚的长江,我们不过是在一个可乐瓶子里参观水下世界,如此便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好像龙王会随时发作起来,让人心生悚悸。

回到地面,看长江水波澜不兴,对岸青翠欲滴,好像做了一个长长的梦。

爱的清光

四川乐山市,最有名的,除了乐山大佛,还有乐山钵钵鸡。这是市民层面的审美,乐山小城的“阿里巴巴”们,并不满足于此,这里有爱,以及以爱的名义昭然天下的性。

食色,性也。这是生前的凡事,也是大事,是人性使然,是顺天地自然之意,马虎不得,违逆不得。死了呢?是不是果真就白茫茫一片干净,清心寡欲?错,食色,性也,天地不灭。

第一次在棺材上看见采阴采阳术,我大吃一惊,古人的大胆、浪漫甚至抽象化的文艺精神,与死亡世界相连,绝非惊世骇俗之举,而是一段时期的文化、民俗。中国古文明的博大精深,此处倒可以探幽一番。

这棺材不是普通棺材,是汉代的石棺。

在离四川乐山大佛不远的麻浩崖墓葬,出土了这样一具特别的汉代石棺。

棺身四面皆浮雕。正面为迎客宴饮图,大肉大酒,十分开怀,四周有神兽护佑。后面为龙虎衔壁图,龙虎在人们的观念中,是能帮助、护送人们升仙的神兽灵禽。侧面,也就是死者的头放置的那一面,是伏羲和女娲的交尾图,两位神仙的下半身交合、纠缠在一起,呈舞蹈状,上身也极尽快乐之状,伏羲和女娲手中各执一个圆盘,一个圆盘里画着鸟,一个圆盘里画着蟾蜍,都是美好的仙境之意。

为什么要画这样一幅画在棺材上呢?阴阳交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化生万物。这是对死者的超度,对来生永恒的一种抽象寄望。而该石棺的另一个侧面,也就是死者脚放置的那一面,则是绘有双阙,这代表着成仙之门。

食色,性也,可以说这棺材上,全都点到,全都画到。通常,大部分墓葬、石棺,以及石棺旁的石壁上,都画着或雕刻着宴饮的场面,毕竟,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是根本与必须,而宴饮之乐,也引申为一种通俗意义的快乐。在死后的极乐世界中,美酿仙桃,西王母驾临,代表着一种富贵生活。口腹之欲通常是墓葬绘画中的常规。但以性为主题的绘画就很少了。

伏羲与女娲是中国神话中繁衍后代的神仙。至于他们有怎样的爱情,并没有直接的文字。很多版本里关于他们的故事就是一笔带过,如“他们繁衍了人类”。

这一句总结陈词,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所以在石棺画中,给他们的冥界赋予了美好——阴阳采补之乐。这美好是如何的?似乎直到唐代诗人那里才有了美妙的抒写与表达即“共赴巫山云雨时”,以自然喻万物的生化来暗喻阴阳交合的现在时和未来时。

绘画早于文字,在已有的考古文献中,专家发现人类最早是用绘画来记录生产生活,由此带来象形文字,以致成就了现在的书籍文献。

那么采阴采阳用神话人物来象征和表示,和唐诗是一个效应,也许是那时人们还不便于启齿,但实际上,都已经心存此念。

这只是麻浩崖墓众多石棺中的一具。麻浩崖墓位于凌云、乌尤两山之间的溢洪河道东岸,麻浩是其地名,崖墓,是古代流行于乐山的一种仿生人住宅,凿山为墓的一种墓葬形式。这种墓葬流行于1800多年前的东汉至南北朝时期。这一方2003年于乐山市中区水口乡石羊村出土的石棺,很好地诠释了汉代的生活场景,以及人们大胆和自由的民风。

除了乐山,在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出土的大量汉代石棺上,也普遍有伏羲女娲交尾的石刻画像。合江县汉代画像石棺博物馆收藏了近五十尊东汉至南宋时期石棺,在这些厚实、阴沉的石棺棺身上,大多数刻有伏羲女娲交尾图。这种象征良辰美景的春宵之图,消解了大规模石棺带来的恐惧。以1995年合江镇出土的5号石棺为例,伏羲女娲巨大的尾部似身体般粗壮,他们缠绕成麻花状,各自的上半身相向而立。

死后还在棺材上刻画阴阳交合之图,除了纪念男欢女爱的人世快乐,也是希望墓主人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不管是从私人角度的愉悦,还是从开枝散叶的家族大计为考,都提供了无穷的想象。

重庆出土的汉代石棺,也有不少绘有伏羲女娲阴阳交合的浮雕像。比如重庆璧山县蛮洞坡崖墓出土的一具棺材,棺身两侧以及两端皆有较为丰富的画像。前端以双阙为主体画像。左右阙规格相同,一左一右位于端面正中。后端以伏羲女娲为主体,两位大神则更具有人形。左侧应为伏羲,头戴进贤冠,吻部突出,腹部如鼓,右手托举日轮。而右侧的女娲,形态与伏羲基本相同,不过是左手托举月轮。两人穿着宽袍束腰衣服,手挽着手,而且都长出了人腿,两腿之间,各有一条巨大无比的蛇,有眼睛有信子,尖头细身,互相交叉,看上去十分生猛。

三峡博物馆里馆藏着这些汉代棺材以及伏羲女娲交尾的拓片,摒除常人感到的阴森,也能咂摸出人类视死如生的趣味和生殖美学来。

看多了棺材上的采阴采阳术,你不禁觉得古人的可爱、质朴、笨拙,以至于这些特点交融,显出了对死后世界用力过猛。这种爱本是好意,是成全,大概是石头雕刻缘故,所以表现出一种刚硬,少了爱本身的柔和。如果换一种材质,是不是会更接近爱的本身呢?

至唐代,这个民风更为开放的朝代里,在墓葬上也延续了“阴阳合欢”。

吐鲁番的伏羲女娲图,出于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交河故城附近的墓地也有少量发现,大多在夫妻合葬的墓穴中,一般用木钉钉在墓顶上,画面朝下,少数画则折叠包好放在死者身旁。伏羲在左,左手执矩,女娲在右,右手执规,人首蛇身,蛇尾交缠。二人上方有以象征太阳的一周画圆圈的圆轮,尾下是象征月亮的一周画圆圈的半月,画面四周画了象征星辰以线连接的圆圈。我国古代有“天圆地方”之说,女娲执规象征天,伏羲执矩象征地。因为绢帛材质的柔软,这种“阴阳合欢”墓葬品就显得如爱一般柔和了。

爱是温柔乡。

夫妇合葬,在墓中放置神仙阴阳交合的画像,自然代表了世世代代为夫妻的美好意愿。可见这生前的恩爱。

生亦何欢,死亦何乐,在这些交尾的墓葬画上,古人对于人本位还是有着浪漫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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