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繁

我在海南岛居住了二十多年，因为太宅，或者过分注重灵魂和远方，一件在海南岛上发生了六十年的事，居然从未听说过。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早在二十年前就听说过，但是我从未将袁隆平、杂交水稻与海南联系到一起，从不知道这些词汇的混合、渗透之后是一个独特的词：南繁。这是一个在中国农学、农业里一个特殊的、固定的词汇，甚至在世界农学、农业中都是一个特殊的词。因为这个词汇来源于一种行为，这种行为，美国人尝试过却没成功。中国的育种家们尝试并且成功，由此在遗传学、育种学和种业里展开一种革命性的、大规模的行为：南繁。

种子，种子！人要是不活成神仙就得吃饭；即便你是游牧民族，也得吃一点种子发的芽，种子抽的茎，种子开的花，最主要的是吃种子结的实。张大叔收了一季好粮食，他把最好的一块地上的产出单独收好，保存起来，来年再种，这就是种子。李大叔看重张大叔的好种子，要来交换，用三斤麦子换一斤种子，也可能是五斤麦子换一斤种子。张大叔的种子如果好到周围三个村的乡邻都和他交换，他就想，如果能在收秋和下一季播种前再种一季，那么种出来的籽实，除了自己留种，其余的可以用一比五的比例换麦子；由此，他就想克服北方的寒冷，到温暖的南方再种一季。一般农民不会为百把斤种子跑到南方，而育种家们，为了他们的育种目标这么做了。有记载，最早提出“北种南育、一年两代”（南繁较早的提法）的是河南农学院的遗传学家、育种家吴绍骙教授，他在1956年到广西，和当地专家们合作培育玉米自交系，并于1957年在发表的文章中提出此概念。

当然，育种家绝不是简单地将良种繁衍，他们从前人那里得到的知识是，同一作物不同品种间的杂交，其后代有的优于父母本，有的则不然，育种家的任务就是将其优异的部分提出来，最大化。其优势最主要表现在增产、提高农作物品质，另外它自身还要抗病、抗虫咬，抗倒伏，耐高温或者耐低温。最先在农作物中利用杂交优势的是美国人。将父母本的优势最大化，至少需要六代。如果在本地繁育一个杂交品种，一年一季要种六年；假如当地种一季、南方种一季，培育一个品种的时间可以缩短一半；如果利用海南可以种三季的特点，一个品种育出的时间就能减少三分之二：这就是南繁行为最初的动因。于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科技工作者，每到秋末冬初，就坐上开往南方的火车、汽车、轮船，或在码头、尘土飞扬的大马路上奔走，他们携带采集来的种源、育种目标以及实施方案，下南方。

听上去，这是一个浪漫的事业，想想这场面：一位晒得黢黑的、因为流汗太多而精瘦的还算是青年的育种家，带着满脑子的设想，带着小布袋装的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种源，带着两三位更年轻的助手，圣徒般跋山涉水，一路向南。根据太阳给予的温度（生长季的积温）来确定落脚的地方，他们有些找到广东某个地方，有些找到广西某个地方，有些找到云南某个地方，化缘般地申请到一块土地，在这块地上种水稻、种玉米、种小麦、种棉花、种理想、种春风……1959年，他们中更疯狂、更胆大的来到了海南岛。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的汪若海1959年冬天来到海南岛，利用海南岛上的野生棉做一些杂交实验。后来，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科研人、育种人、制种人来到海南岛南部的三亚、陵水、乐东，以借或租土地的方式进行种子繁育。这个行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现在从没间断过，这一延续六十多年的行为，已被统一称作：南繁。

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种子、阳光、雨水；种子间的婚配、花期的相遇、风的盘旋、蜜蜂和蝴蝶的忙碌；追着阳光播种和授粉的人；千军万马到南方去，到海南岛，培育优良种子。这个事儿，就叫作“南繁”。

六十多年来，海南南繁最终贡献了什么？最著名的就是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的培育。有资料表明，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中国农业培育的著名品种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与南繁相关。

上岛

我一直记得自己初到海南时遇到的一些让人愣怔的生硬的词，“上岛”还不算最生硬的，最生硬的当属“大陆仔”。不过，要不了几年，大陆仔们就让当地的建设和风气焕然一新。先说说“上岛”。当地人把我们这些人从大陆来海南的行为，概括为一个词：上岛。我们这些人，特别是经历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熏陶和洗礼的家伙，自以为满怀理想和热情，准备开发一块处女地，准备在大开发的背景下实现人生理想的行为——被当地人，带着既冷眼旁观又居高临下，既略带敌意又怀着某种惴惴不安地用“上岛”这个词概括了。我们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我们的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下海行为，就这么简要地被概括了。定居海南多年后，开始把自己当成岛上人，慢慢地也有了海岛人的视角，再回首自己当年的闯海，慢慢感觉出一种既是私人的又是群体性的认识：那些打算在海岛干出一点名堂的人的登岛，的确有种从大海里，从船只上，爬上海岛的感觉，那是从低处往高处的移动，是一个“上”的动作和过程。这种过程感在我采访的早期南繁人身上尤为突出：对于早期南繁人而言，“上岛”是一次小长征。

2019年12月，我采访黑龙江宾县七十五岁的老育种家刘显兵时，他这样讲述当年自己上岛的过程：

“我第一次来海南岛是1970年9月，代表黑龙江宾县种子管理站来搞‘两杂’制种的。咋来的呢，那可有说头儿。我们从宾县到哈尔滨，坐汽车，得仨小时，可实际距离呢，只有六十公里。这得半天儿。

“到了哈尔滨坐火车，那得一截儿一截儿坐。我第一次坐硬卧。那时候育种的让坐硬卧，当然，得拿上县政府的介绍信，说是搞南繁的。开了介绍信，还得拿上工作证，去哈尔滨火车站提前排队。那时候预售期可不是现在提前这么长时间，就预售个两三天。坐在报纸上排队，排了仨小时，等人家小窗户一开，我们五个人把那天的硬卧票买完了。我记得是18次特快，那是当时全中国最快的火车，从哈尔滨到北京，二十二个小时。

“到北京寻思去看看天安门吧，先得排队买火车票。北京那地方儿，买硬座也只能买第二天的。买完票去看天安门，看一道子，第二天白晌儿没事干，又去看一道子。天安门，看了两道子。

“火车票买的是北京到南宁的6次特快，又是二十多小时，到第二天下午，在广西的黎塘下车。黎塘是个交叉口，往西边是往南宁去，往东边是往湛江，我们就在这儿下车。黎塘就是个小镇，那时候就两道街。我们五个都戴老绿军帽，穿草绿军装，那是单位统一买的。在黎塘下车，那地方的人都盯着我们瞧稀罕，我们看他们也是瞧稀罕。

“在黎塘住了一宿，第二天买衡阳到湛江的快车，没座位，站了一天。你说你坐地下吧，地下都没地儿坐，就站一天。我们在家里带的干粮到这时候都吃完了。带了七天的，七天过完了，还没到湛江。第二天下午到了湛江，还得找地方住。你说我咋强调住一宿住一宿的？现在住一宿没啥，有钱。那会儿，南繁一共就给你这些个钱，你在路上花这么多，将来几个月咋办？我们在湛江想买汽车轮船联运票，买不着，有汽车，没有轮船，在湛江等了两天。

“后来还是旱路和水路分开走。那时候也不知道，跟人打听都说不准。湛江到海安没多远，可得大半天。到了海安还等渡船，又在海安住了一宿。第二天，坐上船了，三个多小时，就到海口的秀英港。可那时候秀英港到市区只有妇女卖菜用的那种三轮车，咱都没见过，兜儿冲前，跟挖掘机的斗儿那样的，五个大老爷们叫了三辆。你咋好意思坐？可不坐，离市里那远着呐。

“到市区找旅社。那时候的旅馆可不是现在这样，你得到接待站去登记，那时候的海南岛是前线，想住旅社就得登记，人家分配你住哪儿就住哪儿。全市就三四家旅社，我们来的那天，住满了。你猜咋地？都是南繁的！你想想，那时候全国有二十九个省市派人来南繁，都是这个季节，那时候有个说法儿叫‘千军万马下海南’，旅社天天满。我们费了好大劲，托了人，找着一个地方住——海员俱乐部。那地方，一般人住不上，专门招待外国海员的。我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冰箱。

“都到海口这地界儿了，离三亚还有多远呐，就是没车，一住住三天。等买到海口到三亚的长途汽车票，除了两三个当地乘客，一车都是南繁的人。在车上都唠上了，你是哪来的，我是哪来的。车从早上六点出发，到下午五六点才到三亚，中间在加积镇打了个尖儿。打尖儿时我还出了个笑话，车拉大家到一个地方吃饭，人家说“zhujiao”,我寻思这出来半月了，吃个咱老家的煮饺子也不错，端上来一看，半碗猪蹄子。人家管猪蹄子叫猪脚。哈哈哈。

“到了三亚离咱黑龙江的基地，也就二三十里路，就这么点儿路还是走不了，没有车，还得在三亚住一宿。那时候三亚多大点儿，就百货公司那块儿，一个十字街，把着十字街口有个两层楼，叫三亚旅社。我们到达时只剩大屋了，男的女的都搁一个屋里住，六个床，住俩当地的妇女。我们的人还匀出去一个。就这么住一宿，第二天坐长途汽车，从三亚市区到崖城，再从崖城到保平公社。咱黑龙江的南繁用地，就在保平公社。报了到，站里再派人给我们送到咱宾县分的地儿，那时候叫保平公社十五大队。又走了俩小时，这才算是到了。把我们五个人分到大队的仓库，这是村里唯一的砖瓦房，其余全是茅草房。可仓库里啥也没有，连个凳子都没有。我们是九月中旬从家里出门的，到保平公社十五大队，第二天就是国庆节了。我算了算，一共在路上花了十五天。”

这大概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末，南繁人“上岛”的经历。有的老南繁人在一起，会比赛谁在路上耗的时间最多，据说有一位，在路上花了二十一天。想想看，一个在路上颠沛流离了十五天或二十一天的人，对迎面而来的海南岛，他一定是“上岛”；不管是获救还是征服，他对迎面而来的绿色岛屿，心中想的一定是“上岛去”。南繁人与其他“上岛人”的区别在于，他们的到来注定会改变什么。

连绵六十多年，持续地发力，“上岛”的南繁人改变着农作物的性状，改变着土地上的人、农业耕种方式，改变着地貌，改变着生态，改变海南岛上城乡人口的结构和生活方式。最终，他们改变的是国人饭碗里的粮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种子的更新换代带来的粮食增产，最终一举解决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没有彻底解决的饥饿问题。

野败

“野败”这个词是黑色的、带有杀伤力，仿佛战争过后战场最后剩下来的那些东西：黑风、硝烟、旗帜和旗杆、遗留的军号和军号旁开着的小花；或者类似重金属摇滚乐、嘶哑的喉咙、膝盖上一块永久性的伤疤——这些是一个整天跟词打交道的人，对一个完全陌生的词的一种毫无根据的想象。我的想象或许跟冬天的天气有关，如果是在明媚的春天，我对“野败”的想象可能是黑郁金香之类的，既神秘又动人。事实上，“野败”是一株野生水稻。不，还不是某一品种的野生水稻，而是指特殊的一株——1970年11月23日，被袁隆平的助手冯克珊和李必湖发现的一株野水稻。

作为外行人，想讲清楚有关遗传、育种、杂种优势、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植物的雄性不育现象等等，与“野败”有关的理论是困难的，我们只能尽量讲清楚这些偏僻的词汇跟“野败”的因果关系——外行人理解的因果关系。下面的表述都以袁隆平先生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为时间点。

第一，（距1964年）一百二十多年前，奥地利人孟德尔提出了近代遗传学理论，它与我们的“野败”遥远的关系是，这个理论让当时还是湖南安江农校教师的袁隆平，从当时大行其道的苏联人米丘林遗传学理论中仰起脸，望了望遥远的星空，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照耀着他。

第二，（距1964年）一百五十多年前，达尔文发现了植物的雄性不育现象。1908年后，科学家又在豌豆、马铃薯、葱头等中发现了农作物雄性不育现象——这与我们“野败”的关系是：“野败”就是一株野生的、雄性不育的水稻。

第三，孟德尔揭示的遗传学两个基本规律，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在生产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应用就是植物的杂交育种。在杂交水稻出现之前，前人已经成功地在玉米、高粱、小麦、油菜等农作物上，利用杂交优势改良品种。有人也想对水稻做杂交实验，美国人亨利·汉克·比德尔在1963年首次育出杂交水稻。这个事件跟“野败”什么关系呢？也就是，“野败”还要七年后被发现，而世界上第一份杂交水稻的实验已经成功。但是，水稻属自花授粉，它的雄蕊和雌蕊生在同一朵颖花里，由于颖花很小，而且每朵花只结一粒种子，这位美国人是用人工去雄，也就是用镊子去掉每一粒颖花内自身的雄花，再用镊子捏住外来的雄性花蕊，一个一个颖花进行授粉。这几乎是在显微镜下种田，这个美国人只能说是在实验田里实验成功了杂交水稻。

第四，水稻的每一粒谷子都来自同一个颖花里雌蕊对雄花的怀抱和接纳；要在生产中实践肯定要抛开人工去雄，于是，植物雄性不育现象便被提出来：假如一种水稻，其雌性子房发育正常，而雄性花药不育，那么外来的雄花就可以长驱直入，达到杂交的目的。不不不，“野败”到这时候还没登场呢。

第五，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人布朗从理论上提出，可以利用水稻的雄性不育，用三系配套法，来实现水稻的杂交育种。水稻的三系配套法是个科学又魔幻的杂交过程，颜龙安院士跟我讲了两遍我也没弄懂，倒是读他的著作把这个问题弄懂了。“三系”分别叫作：不育系、恢复系、保持系。这里的基础必须有个不育系——绕了一大圈终于说到要重点解释的词汇：野败。

第六，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育种家已经用三系法成功培育出杂交玉米和杂交高粱，简称“两杂”。这说明，三系法在当时的中国农学界并不是陌生的词汇。

湖南安江农校教师袁隆平在尝试了月光花嫁接红薯、西红柿嫁接土豆等之后，于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他从1968年开始，就带着两位助手到海南三亚寻找野生稻——三系配套必须有雄性不育的水稻做基础，而野生稻是育种家们的希望所在。于是，一年又一年，袁隆平和助手们默默地在太阳下低头，在大地上寻找那一株被上天遗弃而可能给人类造福的、野生的雄性不育（雄性败育）水稻。1970年11月23日11时，这株永载史册的野生稻，被听过袁隆平讲座的、三亚南红农场农技员冯克珊和袁先生的助手李必湖在三亚南红农场的一个铁路涵洞附近的水塘边发现。它被从北京赶来的袁隆平鉴定为雄性不育野生水稻，并将其命名为“野败”。

“野败”是中国杂交水稻研究最初的那株不育系材料。最初的水稻三系配套都是以“野败”为基础，是以“野败”为源头培育的不育系、恢复系和保持系，而三系配套成功才叫杂交水稻培育成功。当然，没有前人开拓、创立的理论，没有对这些理论深透的认识，没有人们在太阳下、在大地上的劳作，这株后来被命名为“野败”的野生稻，也就只能在海南岛南部的某个角落里生长着，兴兴败败也无人知晓；而它被发现，也就等于是被历史发现。

材料

在育种家那里，作为育种对象的种子、禾苗、果实被称为材料。这些材料是活的，它们通过各自的生长和改变，与人以及人的劳动有所呼应——还有什么能比不断变化的回应更让人欢喜的呢？

在南繁，最著名的材料当属“野败”，它是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基础材料。袁隆平院士说：“没有三亚的这株野生稻，就可能没有杂交稻。”

另一份著名的材料是颜龙安院士的“48粒种子”，他育出了“珍汕97”不育系。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初期，即1970年代，有过一段全国大协作、资源资料共享、成果共享的“天堂试验田”阶段。在袁隆平和助手们找到“野败”的第二年，他的半亩多试验田里，汇集了十三个省十八个科研单位的五十多位科技工作者。1971年2月，“野败”的第二代开始抽穗，颜龙安当时代表的是萍乡市农科所向袁隆平助手讨要一株二代“野败”，讨到这株稻子之后，颜龙安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杂交实验。

颜龙安及团队选了七个品种跟这位“野败”妈妈（因其雄性不育）做不同的测交组合：一株野生稻，被划成七个小区域，扬花吐絮时，一番人工的春风化雨，到了当年的四月底，收获了七个品种的四十八粒野败子代种子。他们将这些种子带回萍乡，利用五月的太阳对长江下游萍乡的青睐，继续杂交实验。这四十八粒水稻材料对杂交水稻的贡献是什么呢？老生常谈的一个说法是：杂交水稻需要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同时三系要配套，而不育系是基础。不育材料只有不育性高并且稳定，才有可能应用于生产。“野败”是不育系的源头，但并不是生产中可应用的不育系材料，因其不育性不稳定，其杂交后代参差不齐。颜龙安在1972年至1973年间，用不断回交等方法，以这四十八粒种子为材料，发现了培育不育系的规律，从而成功培育出野败型杂交水稻的不育系和相应的保持系。颜龙安是成功育出野败型水稻不育系的第一人。

对于育种家来说，除了种子，“材料”也指种子破土后各阶段的苗。十二月，我在隆平高科海外种业的三亚实验田里询问年轻的郭梁博士，眼前一大片水稻正在抽穗，以他的眼光看，哪一株苗会被选种。他愉快地仰起脸，谦逊地不愿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来，他给我“搪塞”的一句是：谢老师说，这就像选对象一样，要你一眼看中。我问他，怎么叫一眼看中？郭梁说，选你喜欢的就行了。这么说倒是真的像选对象似的。但这靠谱吗？

有一天，我在三亚南繁院的职工食堂见到谢放鸣博士，他是袁隆平先生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也是郭梁的博导。我问他，一块试验田里那么多稻子，对这些稻子你是怎么认识的。谢博士说，一块试验田，即使我很长时间不去，但一到田里，哪一块种的是哪个品种，一看就知道；对什么品种跟什么品种杂交，看一眼也能看个八九不离十。扬花时，每天早中晚三次下田，二十天下来，就认识每一株实验材料，并且知道它的习性、性能、特点。——啊，是这样的！如果育种家认识、了解自己实验田里每一株材料，他最后选的一定是他非常熟悉并且早已心仪的那一株。

我也跟棉花育种家赵国忠下过他的棉花试验田。这位年近七旬的育种家快到棉田时就跑起来，他双臂打开，微微弯下腰去，像是迎接一群正在向他扑来的孩子，把这些正在次第开放、花朵娇艳的棉株拥抱在怀。那天，海南岛南部的太阳犹如宏伟男高音般唱着最明亮、抒情的歌曲，空气中飘荡棉花开花时清芬含蓄的气味，大片棉田纹丝不动，而细看来，每一株棉苗都在太阳的照射下微微颤动。我突然也能辨别出，棉株之间确有不同。赵国忠要带我们去看两株漂亮的棉株。他在田埂上几乎是小跑，他急冲冲的样子好像不是带我们去看棉株而像去拜访刚刚答应嫁给他的姑娘。那真是两株漂亮的棉株，从女性的角度看，那两株棉株像是挺拔、清秀、阳光灿烂的十五六岁的英俊少年。少年的好都在它们身上，少年的戾气和鲁莽也都藏在青白的花瓣中，随着开花而摇曳生姿……

真是个好材料！有些地方的人也这么称好少年。

真是好材料！我这个外行也能看出，它们实在是太漂亮了。

赶粉

我是从袁隆平院士的自传里看到“赶粉”这个词。它的生动性在我脑海形成画面，它适用于电影的爱情桥段。

走到赵国忠的棉田，我请他给我讲解棉花是怎么杂交授粉的。他足足花了两分钟才找到一朵还埋藏在妖娆的花萼里，只有一公分左右的、花瓣包得紧紧的花蕾A，另找一朵当天早上开出来的，还是乳白色花冠的花蕾B；他掰开A花的花冠，小心翼翼地将雄蕊（包括花药和雄蕊管）一同去掉，使其柱头（雌器）完全暴露出来（事实上，这个步骤应该在杂交作业的前一天下午进行），又将B花的雄花粉涂抹在去了雄的A花柱头上；B花的使命便完成。在这朵已授过粉的A姑娘旁边，还需挂个小牌子，上面有编号，这既是花朵的“身份证”，也是育种家的秘密，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其中具体的含义。这便是棉花杂交授粉的全过程。

授过粉后的B花被赵国忠随手放进工作服前面的布口袋里，我问他何以如此，他说是防止这朵花的花粉传给其他花，引起混杂，必须将其带到棉田外面，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材料的纯度。因为一个育种材料不管最后能不能成为品种，先决条件是必须保证它是纯合的。B花，用于杂交授粉的花朵，因被选中而提前失去娇颜。而那些未被选种的，它们可以自然授粉或者不授，它们还能在棉苗枝头再停留两到三天，它们的花冠会在第二天由乳白色变成红色，在第三天变成深紫色，完成使命后，最终枯萎凋谢。

棉花的杂交过程似乎有点残酷，而玉米的自交看上去颇有爱情成分。

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来到辽源种业的玉米试验田，上午十一点，空气里还有最后一丝湿气，而光线呈浓郁的油彩色。辽源种业的青年育种家李成军戴着太阳帽，套着育种工作服，正给玉米自交授粉。李成军的动作是这样的：用A纸袋接住磕出的玉米雄花粉（冲着天空的花穗为雄花），倒在同一株刚从某片玉米叶胳肢窝里探出的雌花穗，然后，用B纸袋将雌花穗套住；之后，依然用A纸袋将其雄花套住。至此，这株玉米的雄花与雌花授了粉，它们保持这种纯粹，以便它们结的籽实更好地保留其基因，好的被选出来，表现差的，就会被淘汰——不断自交可提纯。在李成军的提示下，我发现他正在授粉的这一排玉米特别整齐，而且气质相仿；另一排玉米也气质相仿，但能看出，它们是不同的品种——在田里盘桓了二十多天，我似乎也能看出不同品种的作物在外形上的不同了。

“赶粉”，它概述一个行为，并且画面感很强。2019年十二月的一天，“赶粉”这个词从袁隆平先生口中说出，他的湘式普通话说起来特别生动，将这个很可能来自楚方言的词，固定成为杂交水稻界的一个通用词，也是南繁专用词：如果不是水稻杂交，何以要给水稻“赶粉”？而且，无论来自哪个省的水稻育种家，无论其使用哪种风味的普通话，对这一行为，都使用“赶粉”这个词。

在隆平高科海外种业发展部的试验田里，郭梁博士给我现场解释“赶粉”的必要性。他说：杂交水稻，2行父本，12行母本，有些还16行，父本的花粉要照顾12行或有16行母本，这个花粉必须“赶过去”，才能保证充分授粉，授粉才能结实。他说：不授粉怎么结实？

那么怎么“赶粉”呢？下面的场景一半来自郭梁博士很简明的描述，一半来自我很小心的想象：最初发明“赶粉”的是，以袁隆平为总技术负责的全国杂交水稻研究大协作时期，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已经弄明白了，水稻的杂交优势是在父本和母本交融后产生的第一代，所以在大田里，禾苗也需要2比12或2比16插花种。“不授粉怎么结实？”授粉不充分一样达不到高产的目的，于是，袁隆平和协作组的育种家们发明了用竹竿“赶花”的农艺：想想育种家在稻田里排成一排，像赶鸭子一样“赶花”，而花粉像一团雾，腾起又落下——很美妙是不是？但是，如果田亩太大，竹竿拍打起来实在需要体力。于是，这些育种家又发明了用绳子拉的方法：一人拉着绳子一头，两人在田埂上跑，而绳子拖着稻穗头，花粉在绳子经过的地方腾起一个花雾轮，齐齐地向前滚动——很适合电影镜头，是不是？杂交水稻技术被美国人引进后，他们的土地面积与农工的比例不适合人工“赶粉”——于是“赶粉”这一行为，在中国科技人员的指导参与下，被美国种业公司改造为一种“飞”的行为：用直升机低空飞行造成的对空气的压迫，掀动稻穗，在大片水稻此起彼伏的舞蹈中，那些稻穗爸爸和妈妈就做了大自然中最美丽的事。飞行器的运用也启发了中国种业的工作人员，袁隆平院士告诉我，现在“赶粉”这件事，国内一些种业公司都使用无人机了。

海南的十二月，在三亚试验田里，郭梁博士只穿一双袜子就跳进田泥没过小腿的稻田，他在播种。水田被划成一个个一米见方的方块，状如棋盘，每个方块播种不同的材料。这样，到材料扬花时，恐怕还是需要竹竿“赶粉”的。两个月后，我会再来这块实验田，亲眼看看“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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